從溺水的小孩，談道德圈擴展

This article is a translation of "The Drowning Child and the Expanding Circle" from Peter Singer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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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溺水的小孩伸出援手

為了激發學生對助人倫理的思考，我在課堂上請學生們想像：在他們來學校的路上會經過一個淺淺的池塘，有天早上，你看見有個小孩掉進池子裡了，如果你走進池塘就能救起他，但代價是你將弄得一身髒，還要回家換衣服，而且一定會趕不上第一堂課。

我問：「你有義務停下來救這個孩子嗎？」學生們異口同聲說：「有。」弄髒衣服和錯過第一堂課，完全比不上拯救一條生命，他們覺得在這情形下，沒有藉口不下水去救人。我接著問：「如果周遭有其他人，但他們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，這會影響你救人的道德義務？」學生們都回答不會，他們認為其他人不盡責，不代表自己也可以放棄道德準則。

在學生們了解對眼前溺水孩子的義務後，我繼續追問：「那如果這個小孩在很遠的地方，也許在其他國家，但同樣生命垂危，而你有能力在不需付出多大的代價、且不影響自身安危之下救他，你有義務救他嗎？」幾乎所有學生都說：「距離和國籍不構成任何差別」。

我指出事實上時時刻刻，我們每個人都在這種路過池塘的處境裡，我們都有能力救人，只要付出一點點的代價，我們就能救很多命在旦夕的大人和小孩。而這一點點的代價不過就是一張 CD 的錢、一件新衣、一頓飯、或一場音樂會。透過像樂施會（Oxfam）這樣的組織，這點微薄的金額就能救活一個在遠方掙扎的人。

討論到這裡，學生們開始提出現實考量：我們怎麼確定我們的捐款真的能送到需要的人手上？不是有很多捐款都花在慈善組織的人事成本上，被浪費掉甚至被貪污掉？人口暴增不才是核心問題嗎？我們難道不該先處理核心問題再來救人？這些問題都有答案，而我的回答很簡單：即使捐款有很大一部分被浪費了，對我們而言的成本依然極其微小；但只要有一部分成功送達需要幫助的人手中，對受助者而言產生的效益卻是巨大的。換言之，即便組織效率不如預期，我們仍然能以極小的代價拯救生命。

全球化下的道德圈擴展

「當代價微小時，我有義務去救一條生命。」我很訝異幾乎沒有半個學生質疑這個想法。十九世紀末，歷史學家萊基（W.E.H. Lecky）提出道德圈擴展（expanding circle），將人類的關懷形容為一個不斷向外擴張的圓圈，從個人開始，擴及家庭，接著涵蓋階級、國家、區域，最後擴及全人類，甚至影響到人類與動物世界的關係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絕大多數學生至少已經處於全人類這個階段了。

這個世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能以全球視角來討論社群與責任。過去我們最多只能影響鄰近的村落裡，即使是國王，也難以征服遙遠的疆域。古羅馬帝國的皇帝哈德良（Hadrian）統治時，他的疆域涵蓋當時已知世界的絕大部分，然而今日，當我從倫敦起飛，離開這個曾是羅馬帝國邊陲的地方，在飛往新加坡的途中，甚至還沒飛到一半，就已經越過了當年帝國的另一端，更別說回到我在澳洲的家。

除此之外，無論帝國疆域有多大，古時候的人也無法像今日的我們，在分秒之間就能與遠方的人互通訊息，他們對於在地球另一端的災害、戰爭、屠殺受難者，很難及時伸出援手、造成任何影響。當他們聽到消息的時候為時已晚，或是受難者早已逝世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「慈善應從身邊開始」的說法是有道理的，畢竟在古代社會，一個人的能力所及，不過就是自身身處的村落或城鎮。

然而即時通訊與航空技術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。現在在電視機前的二十億人口可以看見饑荒中乞食的孩童，目睹逃離暴政或動亂、尋求安居之所的難民。這二十億的人口，很多人也有能力可以改善這些電視機前的畫面。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掏出信用卡，一通電話就能讓慈善組織飛至災區，發送食物和醫療用品。國際間的合作如聯合國，也都有能力遣送部隊去保護可能遭受屠殺的人民。

我們能夠影響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，標誌著我們身處全球責任的時代，但還有另一個史無前例的劇烈變化。幾十年前，大氣與海洋曾被認為不受人類渺小活動影響；如今我們知道，氟氯碳化物破壞了臭氧層，二氧化碳排放正在以難以預測的方式改變全球氣候、加劇海平面上升，而捕撈船隊正在掠奪海洋，使原本看似無窮無盡的魚群枯竭到可能永遠無法恢復的程度。在全球相連的網絡下，洛杉磯消費者的行為，可能導致澳洲人罹患皮膚癌，淹沒孟加拉農民的土地，或迫使原本靠捕魚維生的泰國村民前往曼谷的工廠工作。

學習過上倫理的生活

世界各地緊密連結說明了一個全球倫理的必要性，這是一套對地球上每個人都通用、沒有國族分別的行為準則。這看似一個幻想，但或許並非如此。

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許多人感到空虛、缺乏滿足感的時代。宗教的衰退與共產主義的崩解，留下的只剩下自由市場意識形態，其核心只有一句話：消費，並努力工作，好讓你賺錢消費更多。但即使是在這場物質競賽中的勝利者，也往往對生活感到不滿足。科學研究印證了古代哲學家的智慧：一旦基本需求獲得滿足，更多的財富並不會帶來更多的幸福。

我們往往認為倫理與自利是相衝突的。我們普遍認為，內線交易致富的人只要不被抓到，就是在成功追求自利，忽視倫理；我們也常認為，跳槽到另一間公司換取更多的薪水、更高的職位是符合自身利益的，即便那份工作是在製造或推廣對世界毫無益處、甚至破壞環境的產品。相反地，那些因為道德考量而放棄升遷，或是將財富捐給公益事業的人，則被視為是為了服從倫理要求，而犧牲自身利益。

許多人會說，要人們從追求消費、爭取升遷的生活，轉向以道德倫理為核心的目標，未免太過天真。但這種轉變其實回應了人類內心深處對意義感的渴望，現今「人生沒有意義」的感嘆，不再是存在主義哲學家筆下的驚人發現，而是無聊青少年口中的陳腔濫調。這或許要歸咎於我們將自身利益看得太重，以及我們對自身利益的定義過於狹隘。如果自利的追求往往只停留在個人的快樂與滿足，缺乏更高層次的意義，這樣的人生，往往會淪為一場自我挫敗的徒勞。這就是古人提出的「享樂主義悖論」（Paradox of Hedonism），我們越是刻意追求快樂，快樂就越難以捉摸，而目前也沒有證據顯示這套古老智慧不再適用於現代的人性。

倫理生活為享樂主義悖論提供解決之道，它讓我們將自我認同投射到更宏大、超越自我的目標之中，從而賦予人生意義。古人認為倫理與自利之間是可以達成平衡的，時至今日卻被許多憤世嫉俗的人所嘲諷。然而古老的智慧中確實蘊含著重要的真理：一套經過道德倫理反思的生活，對實踐者本人來說，才是比追求快樂更高品質的生活。在當前這個時代，讓大眾理解這套觀念已是刻不容緩。

在一個以物質利益為常態的社會中，決心過上有倫理的人生，好似一場對現有生活方式的全面挑戰，但相較於盧安達人民對食物的迫切需求，品嚐澳洲頂級名酒的慾望頓時顯得微不足道。倫理生活並非禁止享樂或杜絕美酒，而是重新調整我們的優先順序。對於那些能將目光放遠、換位思考自身行為如何影響他者的人來說，投入時尚的巨額花費、對精緻飲食的無止盡索求，或是豪車市場中的額外開銷，都會顯得沒那麼必要。如果道德圈能持續擴張，更高的的道德倫理意識得以普及，這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所生活的社會。